宝宝起名字王文什么（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征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

在出发前，英宗下诏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并以皇弟郕王朱祈钰为监国，辅佐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则率以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为首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京师三大营精锐二十万，亲征瓦剌。明军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皇帝亲征的气势，一举击破瓦剌，重现太宗五度出塞时的赫赫军威。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

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

在撤军途中，王振又想摆威风，请英宗驾临自己的老家蔚州，以显荣光。走到一半时，想起大军过境，容易踩坏老家的庄稼，于是王振又改变主意，再次请求英宗转道向宣府前行。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英宗见瓦刺军后撤，于是轻易相信议和，命极度缺水的明军出营到河边取水。早有准备的瓦剌伏兵趁势直冲入明军大阵，大肆砍杀，并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不堪的场面下，明军大部溃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军覆灭。

在瓦剌军队的追杀中，随军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纷纷战死，英宗则在混乱中和亲卫失去联系，被瓦剌军俘获。而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以锤打死。此役明军大败，大明社稷因此几乎倾覆。这就是后世史书上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朱祁钰和满朝文武就得到了明军在土木堡大败、全军覆灭，勋臣宿将几乎全部战死、连英宗也被瓦剌俘虏的惊天噩耗！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师内外，全城军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户开始准备向城外转移财产，甚至个别官员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旧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举行朝会，由孙太后（宣宗皇后、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监国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危难局面，以及接下来必将面对瓦剌大军来袭的战守之策。

会议伊始，以翰林院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弃守京师，立即迁都南京，这个意见在朝会上居然应者不少，可见诸臣们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想以迁都来避祸。

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徐珵说：

“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

然后对孙太后、郕王及在场的大臣们慷慨陈词：

“不能迁都！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庙、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么能够轻易舍弃。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观望京师如何应对，如果现在迁都，则国家根基动摇，大事去矣。难道要让晋、宋南渡的故事重现吗？！”

于谦的激烈陈词打动了孙太后和郕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陈循等人也出言表态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绪沮丧，不敢再提迁都之事。于是孙太后下达懿旨，委托郕王代摄朝政，协同于谦等主战大臣筹划京师防御决策，坚决守卫京师，并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已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于谦就任后，立即向郕王奏请，调南北直隶及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山东班军、南方沿海各地的备倭军、临近运河各府的漕军立即集中，汇集精锐后马上奔赴京师，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再依据京师现有力量经营筹画，部署九门守卫，派兵士巡查城内各处，平息骚乱。京师人心逐渐开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摄朝主持朝议。在朝会中，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诛王振全族，并痛哭流涕说：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当年荼毒之害的朝臣们纷纷响应。郕王缺少执政经验，一时无法决定，于是决定以后再议。朝臣们情绪激动，大声哭号，不听从郕王旨意。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余党，此时依仗有郕王的令旨，于是出面厉声斥责诸臣，让他们立即出宫。户科给事中王竑非常愤怒，于是起身指着马顺大骂：“马顺！汝往时助王振为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吗！”带头用自己的笏板猛击马顺头脸，之后仍不解气，还张口咬下马顺脸上一块肉。

在王竑带头下，群臣纷纷跟随、刻蜂拥而上，拳脚相加，马顺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之后诸臣们又把王振的亲信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搜出，殴打致死，一时间局面大乱，血溅朝堂。

看到如此混乱场景，毫无经验的郕王心中大惧，于是起身准备避回宫中。在场的于谦担忧郕王时候会因此降罪群臣，于是奋力挤到郕王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诚恳的说：

“殿下！王振罪魁祸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愤。马顺等人依附王振，罪也当死。群臣此举是心为社稷，无他想。还请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随即同意了于谦的请求，发布令旨，晓谕群臣各归官署理事，众人打死马顺一事不再追究。诸臣也觉得在郕王驾前公然斗殴太过无礼，心中惭愧，于是拜谢郕王后依次离开皇宫。

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后，和于谦一同出席朝议、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和于谦一起退出皇宫左掖门时，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望着他因为不顾安危奋力劝慰郕王、在混乱场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不顾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此。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情势危急之下，不能再过多考虑，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联合向孙太后上奏，陈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敌寇旦夕将至。为避免主少国疑、社稷不稳情况发生，特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监国郕王为新帝，以稳定人心、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同时挫败瓦剌以俘获的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

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最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是什么？

兰兹医院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豪华住宅区，它创建于1913年，总共有1300多个病床。不管是医疗设施，还是医疗水平，都达到一流的水准，是一家闻名遐迩的老医院。

在兰兹医院的4号楼1号病房，就有95个床位。而这1号病房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都是70岁以上且久病不愈的老年病人才被安排到这病房。

医院常有死人的情况发生，1号病房有一些老人莫名其妙的死去。但是因为1号病房的特殊性，在最初的时候，其并未能够引起医院的重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骤然死去的病人越来越多，部分医生和医护人员便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发现，有些病人虽然是久病不愈，但是他们所患有的病并不致命。而且这些病人在前一天的检查中还好好的，第二天便莫名其妙的死在了病床上。一些1号病房的病人家属也向医院反映，说老人白天还能够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脸色红润，精神状态也不错，有说有笑。

可是，一夜之间便去世了，病人家属认为其中必有原因，要求医院重查。而医院在对死者进行解剖的时候，却未能够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而且，肺部积水是老年病人一种常见的病症，并未能够说明什么。

也因此，医院虽然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但对于这些病人的死亡原因仍未搞清楚。

在1988年7月，兰兹医院的一名医生下班之后，邀请同医院的一名护士去酒吧喝酒。期间，护士无意间说出了一个让医生意想不到的消息。那就是护士说她发现，有几位护士在值夜班的时候，病人的死亡率很高。

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医生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于是，第二天回到兰兹医院时，医生抽查了以往死亡病人的病历和当天护士的值班表。在对病人的死亡日期和护士值班表进行详细的比对后，这位医生发现一个惊人的线索。

有4位护士在值夜班时，当晚就必定会出现死者，而且有时一夜之间竟然出现3到四个病人死亡。医生把这个消息整理出来后，向医院做了报告。医院得到报告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维也纳警方报案。

接获报案后，维也纳警方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便暗中展开调查。也就在这期间，一位80岁老人因患肺炎而前来兰兹医院治疗，他被安排在1号病房。在白天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病情并不严重，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很快就能够病愈出院了。

但没想到的是，这位病情并不严重的老人，到了夜间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幸好当时医生及时赶到，老人的情况才得以好转。而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老人病情恶化的原因，竟然是一名值班护士给他注射了胰岛素。

事情爆发后，医院和警方联合行动，顺藤摸瓜地找出了罪恶的源头。原来，1号病房病人的夜间死亡原因，竟然是4名护士合谋杀害的。这4名护士分别是30岁的瓦格纳、49岁的梅耶、27岁的伊莲娜，以及26岁的玛丽亚。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4名护士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护理教育，只是接受过短期的护理训练。对于警方的审问，4人并没有过多的反抗便承认了杀人事实。但是，当警方讯问她们的杀人目的时，她们都说是出于对这些久病不愈的老年人的怜悯，想要为他们解脱痛苦。

她们认为，被安排到1号病房的病人，都是遭受到病痛折磨的人，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这些老人已经苦不堪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如她们用一些人道主义方法让这些人早点去天国，减少在痛苦中挣扎，

而且她们还交代，这些罪行都是在夜间值班时进行的，至于杀人方法则是视人而定。如给不患有糖尿病的病人注射胰岛素；给部分病人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以及捏住病人的鼻子，从而强行把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使他们窒息而死等等。

但对此，警方却把一些病人的病历放到她们面前，严正指出有些人并不是身患绝症，而且也未受到痛苦的折磨，而她们的这般作法，却让病人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在众多证据的揭露下，4名护士最后承认，说她们在最初的时候的确是为病人较少痛苦。

但是到了最后，4人都收不住手了。再加上这么长的时间，医院也没有发现查到什么，所以后来只要是她们看不顺眼的，她们都会在值夜班的时候把这些人除掉。

4人中，最先开始犯罪的是30岁的瓦格纳。因为只接受过短期护理训练，她和正规教育的护士相差很大，月薪只是正规护士的一半。工资拿的少，但是工作量却不比正规的护士少，平均两名护士就要照顾30个病人。

在工作压力大，工资又少的情况下，瓦格纳的精神负担很重。长期以往后，瓦格纳为了减轻工作压力，便产生了把病人杀死的念头。随后，瓦格纳便开始行动起来。但没想到是，她的所作所为被另外3名护士给发现了。

在瓦格纳的劝说下，另外3人也同意加入进来。因此，4人便开始密谋，在夜间值班杀人。刚开始，她们还只是选择无药可救的病人下手，而且前后犯罪要隔好几个月。也因此，医院在最初并没有发现情况。

可后来，4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她们经常在医院附近的小酒馆或者是咖啡厅进行密谋，提前把晚上要杀的人定下来，而且一个月就杀了好几个病人。所以，当时1号病房也被称之为“死亡站”。

这4人承认在6年中共杀死49人，其中瓦格纳一人就杀死了39人。但是，警方在调查中，发现1号病房平均每年有500名病人死亡，也就是说，4人在6年间杀死的并不仅仅是49人。而且，除此之外，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护士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1991年，瓦格纳和伊莲娜被判处终身监禁，梅耶和玛丽亚分别判处20年和15年监禁。

程咬金的一生简述？

程咬金(593-665）济州东阿(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原名咬金，后更名知节，字义贞，唐朝大将，封卢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卒于唐麟德二年（665）二月七日，享年七十二岁。隋末，程知节入瓦岗军，投王世充，后降唐，成为秦王李世民之骨干成员。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将开国功臣肖像，图画于皇宫凌烟阁，程知节即其中之一。程知节乃世家大族之后，其曾祖名程兴，是北齐兖州司马，其祖名程哲，是北齐晋州司马，其父名程娄，是北齐济州大中正，唐赠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两句俗谚，中国人耳熟能详。估计提起程知节，除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外，肯定会面对茫茫然的脸，几乎没有人知道是谁。所以，通俗演义小说的民间力量，可以把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涂改（或美化或丑化）得与本来全非。 据史书记载，程咬金“少骁勇，善用马槊。”(《旧唐书·程知节列传》)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统治残暴，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后，义军相继发展到百余支之多，每支义军少则数百人多至10余万，但规模都不是很大，同时也没有政治目标，基本上是流动作战，四处抢掠。程咬金为此聚集乡里豪杰共保乡里，以备义军。由此可见他的出身应是地主阶级。 经过七个年头战争磨练，农民起义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克服地域观念，散而复聚，走向联合。至大业十三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支强有力的起义军，即：翟?/a>、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和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义军。到了此时，程咬金这种地方的自保势力已经无法维持下去，最后投奔了瓦岗军李密部。 瓦岗军原为东郡韦城(今河南浚县东南)人翟让所创，曾多次粉碎隋王朝的进剿。大业十二年(616年)，曾参加杨玄感起兵的隋贵族后裔李密来到瓦岗寨，李密长于谋略，使瓦岗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翟让遂主动推李密为主，上其号魏公。李密掌握大权之后，政治野心逐日暴露。为保住个人独揽大权，他拉拢程咬金、秦叔宝等新归附的人，以二人为“内军”骠骑。“内军”是李密从军中挑选的8000个“勇士尤异者”，隶属四位骠骑将，又分为左右两队，主要任务是保护李密。李密对内军十分满意，常说：“此八千人可当百万。”(《旧唐书·程知节列传》)此后程咬金改名为程知节，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正在瓦岗军新老势力矛盾逐渐尖锐化之际，李密抢先下毒手，设计斩杀了翟让，独掌大权。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隋洛阳守将王世充挑选精锐兵马2万余人，马2000余匹，屯兵通济渠(今河南孟县境内)南，在渠上架起三座桥，以便与瓦岗军决战。李密在邙山南麓摆阵迎战王世充，程知节领内马军，与李密安营在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上，单雄信则领外马军，安营在偃师城(今河南偃师东)北。王世充部队到达后，立即派出数百骑兵攻打单雄信。李密遂派程知节和裴行俨前去支援。裴行俨率先冲向敌阵，结果中流矢坠马。程知节前去营救，立杀数人，王世充军稍退，他乘机抱起裴行俨撤退。由于载了两个人，程知节的战马负担过重，被王世充军追上。程知节不忍将裴行俨丢下，结果被一槊刺中，“刺槊洞过”，程知节回身折断其槊，将执槊之敌斩于马下，王世充军不敢追赶，二人这才返回本军。此战，由于李密指挥不利，瓦岗军包括程知节和裴行俨在内，共十余员骁将遭受重创，实力大损。不久，李密战败降唐，瓦岗义军失败。 瓦岗军失败后，程知节和许多将领因走投无路，而降于王世充。王世充得到程知节后，接遇甚厚。虽然如此，但是二人皆不满王世充多诈。程知节曾对秦叔宝说：“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旧唐书·程知节列传》)秦叔宝亦有同感，于是两人开始找机会离开王世充。 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十九日，王世充率部进犯唐朝谷州(治新安，今属河南)，王世充任命程知节为将军，还任命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王世充与唐军交战于九曲(今河南宜阳西北)。程知节、秦叔宝、吴黑闼、牛进达等都带兵上阵，率几十个亲信骑马向西跑了一百来步，然后下马向王世充行礼，说道：“荷公接待，极欲报恩。公性猜贰，傍多扇惑，非仆托身之所，今谨奉辞。”(《旧唐书·程知节列传》)随即投奔投奔唐军。王世充慑于二人的威名，不敢追逼。 二人归唐后，唐高祖李渊让他们跟随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久闻二人之名，十分尊重他们，任命程知节为秦王府左三统军，秦叔宝则为马军总管。同李密一样，李世民也在全军中挑选了千余精锐骑兵，皆着黑衣黑甲，分左右队，由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翟长孙等骁将统领，号称玄甲队。每次冲锋陷阵，李世民都披上黑甲亲率玄甲队作为先锋，伺机进击，所向披靡，敌人畏惧。从此，程知节在李世民手下作战，程知节随李世民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又任左一马军总管，每次作战都奋勇争先。因功封为宿国公。如武德四年(621年)正月，在洛阳外围作战中，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营，猝与王世充军遭遇，交战不利，李世民即率玄甲队驰赴救援，大败王世充军，俘其骑将葛彦璋，斩俘6000余人，王世充逃回洛阳。到武德七年(624年)，唐击败各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统一天下。 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威望很高，并形成了以秦王府谋士和勇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程知节便是其中之一，对太子李建成构成严重威胁。李建成为保住太子地位及皇位继承权，与齐王李元吉结交，共同反对李世民。由于程知节是李世民的骨干，李建成便欲除之。武德七年，李建成向唐高祖进献谗言，程知节被外放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旧唐书·程知节列传》)此后两年间，史书上无程知节的记载，不过估计程知节并没离开秦王府。 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在夜宴酒中下毒，致使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时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兵入塞，围攻乌城(今山西盂县西北)。李建成乘机推荐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诸军北征，李渊命其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等前去救援。李元吉奏请抽调秦王府勇将程知节、尉迟敬德、段志玄和秦叔宝等随军，以消弱李世民实力，然后乘机将其除掉。李世民得知李建成欲于为李元吉饯行时杀害他，遂与文臣武将商议，决定先发制人。四日清晨，李世民率程知节等伏兵玄武门内(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伏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十二日，李世民封赏功臣，程知节拜太子右卫率。七月，程知节迁右武卫大将军。八月初八，李渊退位。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十月，唐太宗大封功臣，程知节食实封七百户。 贞观中，程知节历任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市)都督，左领军大将军。与长孙无忌等人世袭刺史，改封卢国公，授普州刺史。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皆真人大小，程知节名列其中，位于第十九名。 同年，程知节转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宫城北门驻军，加封为镇军大将军。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程知节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击其歌逻、处月二部落，斩首千余级。十二月，程咬金引军至鹰娑川，遇突厥强兵四万骑，其前军总管苏定方师五百骑驰迎冲击，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一千五百多人，缴获的战马及器械，漫山遍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非常急妒苏定方的大功，对程咬金说：“现在虽说是获胜，但官军也有死伤，千万不要急追敌寇，应自结方阵，慢慢谨慎前行，敌则战，万全之策。”更出格的是，王文度还对人讲皇上有密旨给他自己，让程咬金及全军归他指挥，并下令军队不许深入追敌。可怜远道万里的唐军士卒终日骑行马上，严冬朔风，身被重甲缓缓而行，粮草不继，人马相继冻病而死。苏定方劝程咬金：“我们出师目的是为了歼敌，现在反而坐困自守，敌来必败，如此怯懦，何以立功！皇上以您为大将，怎么可能又密诏副手发号施令，其中肯定有诈。请下令把王文度抓起来，飞表上奏皇上弄个清楚。”英雄老矣，此时程咬金全无青壮年时代的锐气，摇头不从。唐军至恒笃城，有胡人数千归降。王文度说：“这些人等我们离开，肯定又会反叛，不如全部杀掉，还能得大笔资财。”苏定方切谏：“这样干我们自己倒成贼了，怎能称得上是为国伐叛！”程咬金默许王文度。几千胡人被杀得干净，王文度“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史书虽未明讲程大将军也贪财宝，但“独定方不受”，已表明程老自己肯定也分了一大份儿。回师以后，事情败露，王文度因矫诏当死，特除名免职。程咬金因逗留不进及不努力追敌，减死免官。大英雄晚节不保，杀降利财，贪生怕死，令人遗憾。虽然不久又怕朝廷起用为刺史，毕竟气短，程咬金上表退休。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程咬金善终于家。赠骠骑大将军，赔葬昭陵。其子程处默，袭卢国公爵；程处亮，以功臣之子娶太宗女清河公主，授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少子程处弼，官至右金吾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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