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怎么起名有文化男宝宝(你曾遇到过最少见的姓氏是哪个)

到目前为止，我曾遇到过的奇怪的姓氏有10几个左右，而每一个都让我出尽了洋相！但是出丑之后也让我深深的记住了这些少见的姓氏，也算是额外的增长了知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一，毋姓

90年代末我正上高中，高二的时候班里转学过来一个女同学，长的眉清目秀，眼睛亮晶晶的像一颗黑葡萄似的，刚来的第一天就成了班里男生的焦点。

我们几个男同学脑袋凑在一起，最后包锤剪，一致表决让我去打探一点消息，最起码问清楚人家姓谁名谁，年方几何。

我尴尬的凑到不远处一堆叽叽喳喳的女同学那里，看见她坐在课桌后的椅子上，真的向仙女下凡一样，鹤立鸡群。如果能加特效的话，我觉得当时的她身上笼罩着一圈炫丽的光芒！

高中时候的我腼腆，脸皮薄，张了张嘴，楞是一句话没说出来。但是幸好我眼睛好使，我斜眼瞅到她的作业本上写着“毋瑞”两个大字。

于是我假装大方的伸出手准备和她握手，同时说道:“你好，母瑞，欢迎你来我们班里。”

她听完楞了一下，没一会便捂住嘴笑了起来。她没有说话，眼睛含笑着也和我握了一下手。

那哥几个看见我得意忘形的走过来，赶忙凑过来问我女同学叫啥，我回答道:姓母，母亲的母，叫做母瑞，这姓倒是头一次见。

一个男同学听完哈哈大笑，打趣道:这姓真是奇怪，女的姓母，那我现在改姓“公”，从今天开始，我要追她。母配公，哈哈哈……

我们都恶心的白了他一眼。

下午第一节课，班主任进班里后，说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让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她大方自信的走到老师旁边，声音就像夜莺的歌声，婉转动听:“大家好，我是刚从十二中转学过来的，我叫毋瑞，我的姓很少见。念做Wu。”她停顿了一下，用眼光扫了台下的我一眼，接着说道:“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却总是把我的姓和母亲的母字分不清……”

她介绍完的时候，闪亮的黑眼睛看着我，笑了一下。而我，坐在台下脸红脖子粗，后面的几个要好的同学更是忍不住已经笑出声来。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科室里有一位老同志，姓“种”。

记得那是我报道的第一天，科长在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大家，然后又一一的给我介绍同事们。

介绍到老种的时候，老种伸手拦住了科长，笑哈哈的说要考考我。

他把单位的纸质通讯录拿给我看，然后指着他的名字对我说:喏，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当时就楞了:怎么还有这种姓啊，既然要考我，那这个“种”字肯定不会念“zhong”，但是我也不记得种字是个多音字啊？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又尴尬的用试探性的语气问道:“您好，种（zhong）师傅？”

话音刚落，就是一阵哈哈大笑声。

我瞬间就知道我读错了，赶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退伍兵安置过来的，高中都没上完，文化水平不高……”

老种哈哈笑着摆摆手，说:“没事没事，不光你，有时候新来的大学生同事，都叫不准我的名字！哈哈”

科长也笑着打圆场:“他啊，叫种（chong）建国，这个姓很少见，但是历史上也是有名人的，北宋的抗金名将种师道，就是他的老祖宗。”

我猛然醒悟，以前看《水浒传》的时候，我知道鲁提辖就提到过“老种经略相公”，说的就是种师道，不过那时候我就读错了，一直错到现在才明白人家叫做chong师道。

我尴尬的不知所以。

随着阅历的增长，见过的稀有姓氏也越来越多。就拿我们单位来说，比较稀有的姓氏就有好几个，比如:海、买、沙。后来听人教科的同事说，基本上这几个姓的都是回族的比较多。

我们单位还有一个科长的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姓“皇甫”，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名字似的。后来有一次和皇甫科长一块吃饭，席间听他闲聊，听他说他们老家那一个村子都姓皇甫，在他们那里还是个大姓。

人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结语:人们常说百家姓，殊不知百家姓只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只是常见的姓氏，其他的姓氏还有好几千个，这些稀有的姓氏我有幸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了了的几个，也间接的学到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每一个姓氏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活到老，学到老，也见识到老！

帮忙取个好名字吧？

叫姚尧，我觉得很。

好听

梁武帝萧衍为什么会如此大力的扶持佛教推行佛化？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一、梁武帝的舍道崇佛

梁天监年间(502519),梁武帝萧衍改变了原来的天师道信仰,一心皈依佛 教,这就是著名的“舍道事佛”事件。这应该是梁代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 件大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们在分析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时,不能抛开他的帝王身份来谈。

帝王的宗教信仰与普通人有相同之处亦有其特殊之处,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这与常人毫无二致,一种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致治方式,这与常人的宗教信仰迥然不同。

梁武帝之信仰佛教,从他自身来说,自然是一个热烈的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可从他登基后的种种佛教活动看出,无庸辞费。从宗教的排它性来说,也很难让两种宗教信仰和谐包容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即他即崇信道教又崇信佛教。

但是宗教信仰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明乎此,对梁武帝即位后一面崇信佛教,同时又命陶弘景、邓郁等道士为其合丹就会理解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他社会统治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又不可能十分纯粹,势必会带上政治统治的烙印,成为他谋求“致治”的一种方式，成为一种统治术,也就是说,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分析时要加以区别对待，对梁武帝的崇佛之举也应如是看。

二、梁武帝为何要崇信佛教?

1.治国的需要

自刘宋以来,多数帝王是崇佛的,但到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却反齐武帝的崇佛措施,改崇道教,结果没几年国祚暗移,这个事实对梁武帝来说是个前车之鉴,可谓殷鉴不远。梁武帝是很重视国祚长久之事的。

天监初年,他就对他的同族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戳,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为了国祚的灵长,为了统治的巩固,极需要创造一种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在这方面,佛教是能大有作为的。

佛教与道教不同,它不是本土固有的宗教,而是来自外国,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广泛而坚固的民间信仰支持,它的教义也与道教形而下者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因此较多地流播于政治和文化的上层。

从组织形式讲,它也不象道教那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并以组织号召为形式,神鬼惑众,秘密行事,教义教规森然严明,它强调忍耐利他,杀生之事尚不能为,何能再去杀人。因此,在前朝历史上几乎没有佛教徒造反起事之举。所以,对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来说,佛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之术。

2.赎罪的需要

梁武帝之所以崇佛恐怕还有赎罪的意义在内。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和军阀,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了争取现实的利益,难免不做一些违背良心和道义的事情,其内心常常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比如,东晋的王敦在下兵石头威逼朝廷时,曾对谢鲲说:“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另一个权臣桓温,也曾自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连杀害宋文帝的刘劭,也深知自己杀父是“天地所不覆载”。所以当他们作出了暴行以后,也经常害怕天神的惩罚和鬼魂的复仇。

因为鬼魂报仇的传说在中国十分盛行,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左传庄公九年》记齐国公子彭生向齐襄公索命；《成公十年》记赵氏祖先变为厉鬼向晋景公为子孙索命;《昭公七年》记郑国伯有死后现形向杀他的人索命。《墨子·明鬼下》和《论衡·死伪》也记周宣王杀杜伯后杜伯鬼魂向其索命。可见,这种传说在古代社会的深入人心。萧衍是深受儒、道、佛三教影响的人,对这种鬼魂索命之事不可能毫无信仰。

当他因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作出一些暴行或计划某些阴谋之后,内心往往会怀有内疚和恐惧,希冀鬼神的宽恕和庇护,或皈依佛门以求免除罪孽。民国时期的许多军阀平时杀人如麻,但在晚年也皈依佛门,吃斋念佛,如孙传芳、吴佩孚就是。

梁武帝的崇佛显然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亏心事恐怕就是杀齐和帝了,所以当他得知沈约上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非由己出时,怒如雷霆,可见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还有,在齐永明末年他曾支持齐明帝萧鸾大杀齐高、武帝的子孙,这不能不使他心存负疚感。

但儒、道二教虽然也讲报应,讲鬼神索命,然而还没有提到免罪的问题,而佛教则公开宜扬皈依佛门可以免除一切罪孽。为了赎罪,佛教自然最符合梁武帝的心理,所以萧衍的崇佛,或许与此有关。

3.身心健康的需要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出自对自身身体健康的关注。佛教主张断除淫欲,强调不杀生和蔬食,科学研究表明这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能起到却病延年的作用。

梁武帝在《净业赋》序中提到了断除房室和蔬食,科学研究表明这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能起到却病延年的作用。 梁武帝在《净业赋》序中提到了断除房室和蔬食后的种种体验:

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荚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暾鱼肉.…复断斯房室,不与嫉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

于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 于是久不食鱼肉,亦断房室,以其智非和、缓,术无扁、华,默然不言,不复诘问,犹令为治,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丸,服之病逾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

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已来,始知归向。 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

这段话应该说不无夸大之辞,其中也充斥着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学的精神,节欲蔬食对却病延年的确有一定的好处。

寿至八十二岁的女皇武则天也有过一段蔬食的经历。 有人作过统计,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年龄超过五十岁就算高寿了,梁武帝活了八十六岁,比他长寿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乾隆皇帝,八十八岁,但乾隆皇帝是属于正常死亡,而梁武帝则是晚年侯景之乱,被幽禁中,心情郁闷而死,不能说是正常死亡。如果他晚年未遭侯景之厄,那他的寿命尚不止此数。

我们知道,封建帝王一般都希望长寿甚至长生,因此他们多受道教丹药之误。梁武帝早年同样也有急切的长生欲望,曾在天监初年命道士陶弘景和邓郁为其合丹,但他似乎不是盲目迷信者。宋、齐以来在佛道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道教炼丹长生之说一再被揭露为虚妄不实,对此梁武帝不可能不知,因此当邓郁向他献丹,他就不敢服用了。

梁武帝从个人的身体健康出发,摒弃道教,归向佛教,应该说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致然,他所说的宗教实践体验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信仰产生的虚幻感在起着激励作用,但大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知道这一点,对梁武帝为何舍道崇佛,我们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

上面我们从政治统治的、思想认识的、个人自身健康的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原因,虽然也许未必能全面具体地揭示事件的真相。

但我们仍然要强调一点,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梁武帝从其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慶诚的佛教徒,但从国家信仰的角度来看,他的佛教信仰未必那么纯粹,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致治的功利目的。

三、梁武帝崇佛的举措

中国历史上,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崇信与扶助是非常著名的,堪称绝无仅有。汤用彤先生指出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本是家世奉道的天师道信徒,改宗佛教后,他茹素礼佛,断绝房室,废除血祀,盛办法会,亲讲玄义,并参与了僧团规制的制定,促成了僧团规制的中国化、本土化。

他甚至还不惜以帝王之尊,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弘扬和扶持之下,南朝佛教在萧梁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遗憾的是,他晚年利令智昏,妄想统一全国,致令政策失误,招引北齐叛将侯景,最终酿成了亡国灭身的苦果,可谓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这就为后世的反佛论者提供了口实,他们将萧衍的崇佛与灭国亡身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性的必然联系,因此“祟佛亡国”成了后世一直诟病萧衍的原因,加上后世戏曲、小说的大肆渲染,后来只要一提到梁武帝,人们自然就会联系上“崇佛亡国”,梁武帝萧衍从此也几乎成了“崇佛亡国”的代名词。

1、受戒归佛。

萧衍在梁天监十八年(519)下诏正式舍道事佛。《广弘明集》卷四收有这篇萧衍亲撰的《舍事道法诏》。

诏云： 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尊法、圣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余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仪于象外,度群迷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翳,归凭正觉。

不仅如此，萧衍还受了佛戒也就是菩萨戒。除了自己受菩萨戒外,他还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也能舍道事佛,在他的倡导和要求下,王公百官、道俗士麻纷纷表示要舍邪归真,接受佛戒。

萧衍四月十一日救门下,要求王公贵卿、文武百官舍邪归正,受戒奉佛,到四月十七日,其子邵陵王萧纶就上启率先响应。

2.大建佛寺

梁武帝一生造寺颇多,以至后世多称佛寺为萧寺,就是因萧衍造寺极多而来的。关于萧梁一代的佛寺情况,有学者有个初步的统计,当时萧梁佛寺数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梁建佛寺为三百九十六所,方志显示梁建三百九十六所寺,分布于二十二州、五十三郡、一百二十二县,分别覆盖梁后期五分之一的州,七分之一的郡,九分之一的县,这样大的覆盖率显示前所未有。加上前代留存下来的佛寺,覆盖面就更大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皇家崇佛倡教闻名的萧梁时代,在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的270年间,曾是我国南方佛寺最兴盛的时期。”

3.讲经注经,敕编佛书

萧衍不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已,他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也有相当的造诣,因此他多能敷演玄义。对他的讲经,史书亦多有记载,体现了这位帝王“人王”兼具“法王”的特点。萧衍讲经的次数具体到底有多少,已经无从知晓。

《梁书·武帝纪下》云: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憎、硕学、四部听从,常万余人。可见萧衍讲经是很频繁的,一有“余闲”,即便“讲说”,而且规模也不小,四部众常万余人。

佛教类书对向社会普及佛教知识是大有帮助的,作为极度崇佛的封建帝王,萧衍对此特别措意是不难理解的。在他的影响下,其子萧纲在为太子时,就主持编纂了《法宝联璧》(又名《法宝集》)二百卷,此书由萧纲“躬览内经,指挥科域,令诸学士编写结连”而成;其子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也命记室虞孝敬编撰《内典博要》三十卷,此书“该罗经论所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之流。”

4.布施舍身,立无尽藏

布施是佛教基本教义之一,即指以福利施于人所施虽有种种,而以施与财物为本义。佛教认为能施与就能得大富乐之果。布施的本义当然是以衣食等物施与大德及贫穷者,但到大乘时代则加上了法施。 作为“皇帝善萨”的萧衍大办法会,亲讲玄义,自然是以正法施与人了。唯一没做的就是财施了。

因此他对寺庙的财施是十分慷慨的。如前面提到的中大通五年(533)的那次讲经活动,萧衍就捐财很多。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云:“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皇太子萧纲以下的臣民纷纷慷慨解囊。

萧子显序又云:“皇太子奉嘲玉经格、七宝经函等,仍供养经,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官所舍,二百七十万“是时,朝臣至于底民,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还有,大同七年的那次讲经活动,虽未具体提及萧衍布施的数目,但从记载看,规模也是不小的。

为了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在法施、财施之外,萧衍进而舍身寺庙,这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舍身施大众”吧。萧衍的“舍身”,一直是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事情。 史书记载，萧衍曾先后四次舍身佛寺。

这四次舍身,大通元年和中大同元年这两次史书没有提及臣下奉赎的钱数,但从中大通元年和太清元年两次舍身臣下奉赎一亿万来看,前者比后者也不致于相差太大。 一次奉赎一亿万,这与大通五年讲经时施舍的一千九十六万相比,已不可以道理计了。

萧衍的这种“舍身”实质上是向寺庙财施的一种变相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更为极端、更为偏激的做法,这笔奉赎的巨大钱数,不可能是臣下自拘腰包,而总是出自国库,这势必会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的负担,奇怪的是同泰寺的寺僧竟然默许了萧衍的这种行为,同意群臣奉赎,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结果,况且这也没有违反佛教戒律。

因为原始佛教虽然不许僧尼个人私蕃金银钱财和拥有土地,但对寺院僧团拥有金银钱财和土地是允许的。

萧衍的这种做法成了后世反佛论者的口实,认为这造成梁王朝的经济危机,是萧衍亡国灭身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笔奉赎的巨大钱数,无疑是聚敛而来,这必然会加剧百姓的负担,从而引起社会阶级的对立。萧衍慷慨财施寺庙甚至不惜“舍身”,动辄施舍一亿万,这些钱无疑是黎民百姓的卖儿贴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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