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姓兔宝宝起名,中国的毛笔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毛笔”？

狭义来说，毛笔就是“带毛的书写工具”。是用兽毛扎成笔头，再粘结在管状的笔杆上制成的。

广义来说，毛笔还可以定义为“用于书法创作的书写工具”。这么一来，就可以包括刷子，甚至笤帚、墩布，甚至喷墨的注射器。

无论如何，毛笔的笔头都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难以控制的。正如蔡邕《笔势》中所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柔软的创作工具无疑更容易创作出千变万化、意趣无穷的书法作品。

墨墨将从三个方面为您解答中国毛笔的发展演变历程：

最早的痕迹（墨迹的出现绝不是捕风捉影）

最早的实物（第一次的邂逅令人难以忘怀）

发展变化（探寻毛笔从古至今的发展规律）

最早的痕迹

不难想象，毛笔最初被发明出来的用途就是描画点、线。

▲仰韶文化彩陶

距今5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不少彩陶花纹的线条不但纤细，而且变化丰富。这让有的学者有理由认为这类线条是用鸟类的羽毛或者人们制作的软笔画上去的。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最初的毛笔。

▲（商）墨书陶片

商代有毛笔的迹象更为显著。殷墟出土的少数未加契刻的朱书、墨书骨片显然是毛笔书写。而且甲骨文已有象形文字“聿”，应该是以手执笔之象，所示毛笔锋端颇为生动。东周简、帛上毛笔痕迹显而易见，且有实物出土。

▲（春秋）侯马盟书

春秋时期的盟书又一次证明了“毛笔”的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是1966年在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和1979年在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

侯马盟书每一个笔画在落笔时都有一个挑出的动作，锋颖毕露，且弹性十足，各字排列整饬，虽然单字独立，但仍有强烈的流动感，看得出只有熟练书写的人才可以做到。不仅如此，还可以看到侯马盟书的字结构左低右高，这是右手执笔书写时容易出现的现象。

▲（楚）长沙子弹库帛书（局部）

战国时期的墨迹主要保存在帛书与简牍中。与金文明显有所不同，形态由凝重变为灵动，笔势由迟重变为流美，进一步证明了毛笔的存在。

事实上，迄今为止最早的毛笔实物就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的。

最早的实物

▲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

▲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楚笔”仿制品

笔竿细长，笔锋略长于现代小楷毛笔的笔锋。其制作方法比较特殊，是将笔毛围在笔竿的一端，再以丝线束紧。

发展变化

总的来说，毛笔的进化轨迹就是：提按幅度越来越大，柔韧性越来越好，蓄墨量越来越多，线条表现力越来越丰富，装饰性越来越强的轨迹一路发展前行的。

1、先秦：兔毫刚劲

比如上述的长沙楚笔，由湖南省博物馆邀请长沙杨氏笔庄创始人杨德富老先生鉴定，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作而成。从当时的墨迹来看，此笔的蓄墨量非常少，写出的线条较为细长尖利。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家用笔。这种昂贵的材料许多年后民间还是用不起，到了宋代，一支官家用的兔毫仍可换上百支民间用的鸡亳。

2、秦汉：工艺进步

秦汉毛笔的杆梢往往被削成尖形，可以当做发簪插在头冠一侧，方便随时取用。

秦将“蒙恬造笔”之说大家都很熟悉了，此说虽不可靠，但蒙恬对笔杆、笔毛所用材料和制法做了改进还是很有可能的。

而东汉是书法艺术辉煌灿烂的时代，制笔工艺也有长足的进步。

▲东汉·白马作

1972年甘肃一座东汉中期墓中出土了一支毛笔，笔杆呈浅褐色，刻有隶书“白马作”三字。笔芯及笔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层覆以较软的黄褐色毛。其形制与秦笔一样，笔杆前端中空用来容纳笔头，笔杆外侧扎丝髹漆以加固。此笔也可以看作是经过蒙恬改进的毛笔之典型。

蔡邕《笔赋》：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隆乎笔。详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铄乎焕乎，弗可尚矣。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免，性精亟以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

蔡邕《笔赋》是最早关于制笔的记述，不仅对选毫、削管、束锋等步骤做了概述，而且以天地、乾坤、四时、规矩来阐发毛笔形制寓示的内涵，讴歌了毛笔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蔡邕还创造了“飞白书”。也就是像拿着笤帚沾石灰水在墙上涂抹一样地去写字。可见笤帚与毛笔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3、唐代：短锋鸡距笔

鸡距笔的笔毫并不是鸡毛，而是紫兔毫和鹿毫。它的笔管与笔帽选用了湘妃竹，笔头呈现笋尖式：用鹿毫为柱心，以兔毫为外披，并且用麻纸裹住笔根。

白居易《鸡距笔赋》：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木之功……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

之所以叫鸡距是因为它的形状似鸡爪后面突出的距，写字劲健、笔画硬挺。

4、宋代：笔制交替

实际上，宋代处在两种笔制交替的阶段。这时不仅兔毫依然受到欢迎，羊毫也得到了的普遍使用。同时制笔工艺有别于旧风，逐渐走向软熟、虚锋、散毫。

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毛笔：一种是有心笔，也就是宋以前的“缠纸法”，另一种无心笔则是在北宋才兴盛起来的“散卓法”。苏轼偏于守旧，喜欢短而健的有心笔；而黄庭坚比较新潮，喜欢健中带柔的无心长锋笔或散卓笔。对毛笔的偏好无疑影响到了二人的书风。

5、元代：羊毫后来居上

从南宋开始，汉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到了元代，浙江湖州、嘉兴一带的制笔业异军突起，尤以善琏镇为最。湖笔主要材料是价廉易得的羊毫，同时也采用紫毫、狼毫、鸡毫。

自此也出现了纯羊毫的“兰蕊笔”。价格更加亲民的同时，它的柔软也更加考验书家的功力。

6、明清：装饰工艺为重

随着书画艺术的不断发展，毛笔制作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不仅创新出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书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还创新了兼毫制笔，即利用不同性能的笔毫互相搭配，使笔毫之间互相调和，更能够挥洒自如。

但这时更加显眼的还是对毛笔的工艺装饰：

▲明·朱漆描金夔凤纹管紫毫笔

▲清·掐丝珐琅管羊毫提笔

7、现代：勇于创新

不管是拿拖布的曾翔还是拿注射器的邵岩，都可以视为经历沉淀之后在书法用笔上的大胆尝试，至于效果如何，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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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真的是胡人吗？

说起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巅峰，以汉唐两朝为首推的榜样，真切叫多少后世炎黄子孙无不心潮激荡、热血澎湃。

汉朝国雄兵威之强悍，足以马踏大宛、南扫闽越、东涤朝鲜，北荡匈奴，威猛之势贯彻云霄，惊雷之名响彻寰宇，以至在大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中，“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成为了那个时代强悍有力的实锤口号。

国祚近乎三百年的大唐王朝更是以东起日本海、南纳安南、北抵西伯利亚、西达咸海的庞大帝国，构筑起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为时代巅峰的“世界级大佬”。而唐帝国的武力值可以说自开国初期打到亡国，两百多年的烽烟战火铸造了大唐的铁血洪流，番邦蛮夷莫不高山仰止拜倒在唐王朝的赫赫威名之下。

纵然汉唐在那个时代下雄踞于地球罕逢敌手，大汉王朝作为根正苗红的汉人帝国，塑造起了一个挺立千秋自信的大汉民族。唐朝却也在此前的历史车轮中迈过了叠朝换代的三百余年的血腥民族大融合。

然而，两相对比下，血统来源问题始终成为大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阴影，唐王朝的杰出缔造者李世民到底是不是胡人？为什么唐朝统治者要追认李耳做祖宗？这两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史学爱好者茶余饭后的兴趣谈资。

首先，大凡对于任何朝代都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这种触动统治者高度敏感神经的禁域，溯本及源从根本上来说都关乎九五之尊法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譬如，汉朝之于豪强、东晋之于北伐、满清之于朱明后裔等等皆可谓触动封建统治者神经的青萍之末，同理，血统之于李唐也是不得不面临的禁忌。

李唐皇室有多看重血统？唐朝立国初期为了掩饰血统混杂事实遂以道家鼻祖李耳为李氏先祖，唐武德九年太史傅奕奏请废除佛法，由此佛道之争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幕。在此过程中，佛教高僧法琳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道教，居然对唐太宗李世民谏言：“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践，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乞贷。年七十而无妻。遂与邻人益寿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野合怀胎而生老子”（《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

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你李唐皇室尊崇的李耳之父韩虔只不过是一个先天性跛足没有耳朵的独眼龙怪胎，七十多岁了光棍儿一条，偶然的机会跟一个低贱的老婢女私通才有了李耳这个野种。

法琳说完后唾沫横飞越讲越激动又说道：“琳闻，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也就是说法琳认为李唐皇室压根儿非陇西李氏，而是源自阴山的鲜卑李氏。

然而，法琳没有注意到的是，一向以开明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听到他说的这席话时顿时脸色铁青随即“大怒竖目，谤黩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当即之下，勃然大怒的李世民将法琳关入大狱然后流放千里。

从唐太宗李世民对法琳的态度，足见血统于唐朝统治者的重要性。那唐朝皇室的血统究竟有多复杂？我们从李唐第一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祖先李虎说起。

李虎是西魏开国功臣“八柱国”之一，由于战功卓著被赐姓鲜卑姓氏“大野氏”，因此李虎也可以叫“大野虎”（这名字真够猛的带劲儿），李虎的老婆梁氏是汉人，因此，就这点来看，李氏家族是汉人血统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是文化上逐渐开始融入鲜卑化。

而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李昞这代，李唐家族开始与有着“最牛岳父”的独孤信攀亲，独孤家族是鲜卑三十六部落中与拓跋氏齐名的名门望族，根据《周书》记载：“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足见当时独孤氏的势力庞大。

独孤信有七个女儿，其中的第四女嫁与北周唐国公李昞，李昞与独孤氏育有四子，可以说这四子都是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儿”，而李唐家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民族大换血。

在李昞的四个儿子中，由于前三个儿子早薨，第四子李渊长大成人时，杨坚创立的大隋已代周自立，而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虽名曰东汉雁门太守窦统十二世孙，但实际上窦氏的祖上是鲜卑纥豆陵氏，因长期汉化故此后改姓氏为窦氏。

此后，李渊与鲜卑人窦氏生育有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也就是说从李虎到李世民，李唐家族四代人中有三代人的血统夹杂了鲜卑民族的血液，文化上更是充分汲取了粗犷雄浑的鲜卑草原文化，李世民的身体里更是流淌着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

尽管唐朝皇室有着鲜卑混血的家族遗传，然而，唐朝天子始终将自身视为汉族身份。根据《旧唐书》载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就曾说：“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从这点来说，李世民早已自觉站队到汉族的队伍行列里来了，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以汉族为主体的发达文明具有强大向心力，也有唐朝统治者的安定天下的需要，同时，文化正统的法理性也促使了李世民的自觉选边站，不过，我认为唐代帝王“自入华夏”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从父不从母”的父系特种所决定的。

由于李世民的祖先皆为汉人，而到了祖父那辈，虽然家族血液中逐渐融入鲜卑血统，但可以说李氏家族始终以父系汉人的身份自居，这种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并非没有道理的，且千年以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也是经过融合多民族的血液和文化才最终定格到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大汉民族族群。

因此，民族这个事物并非纯粹依赖血统来维持，而更多的时候则倾向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等诸多带有社会属性的纽带聚合而成的稳定族群。

故此，从这层意义来讲，李世民显然并非是胡人，如果给出个较为恰当的定义，我认为他是带着半数胡人血统的汉人。

那么，李世民既然不是胡人，为什么唐朝统治者始终奉八竿子打不着的李耳为祖先呢？重点除了掩饰血统混杂的需要，其中，还有着为开国王朝塑造一个非凡祖先的考虑，毕竟对于皇帝来说，他们也需要一个如雷贯耳的赫赫家世作为依托，同时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鼻祖，李耳无疑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旗号，因此，李耳作为唐皇室的“金牌广告代理人”，其作用和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参考资料：《旧唐书》、《周书》、《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等

万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明史·神宗本纪》有一句话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对这一句话，《明史》还有详细的解释：“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明史·神宗本纪》

这确实指出了明朝的灭亡与神宗皇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关于“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明神宗（剧照）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以“万历”为纪元的时间持续了48年之久。明神宗在位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明神宗奋发图强、颇有政绩，明朝出现了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局面，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基本绝迹，国库也随之日见充实。可是，在中间十年，明神宗逐渐由勤变懒，逐渐懒于打理朝政，致使朝廷政令常现停滞，治政不力；在后期的近三十年，明神宗怠政严重，“万事不理”。在后面这一段时间，神宗皇帝创造了近三十年几乎不上朝的记录，这是作为皇帝的很奇葩的现象。

一方面，神宗皇帝贪酒、贪色、贪财，挥霍侈靡，耽于享乐，不知遏止；另一方面，神宗皇帝又权柄独持，操权有术，强化皇权专制。朱翊钧既是一个爱享乐、会享乐，敢于大肆挥霍的帝王；同时，他又是一个谙熟帝王权术，善于把控权力的皇帝，但是，他却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敬业精神，因而，在治政上出现了严重的“虎头蛇尾”的现象。他在位期间从勤政、懒政到怠政，恰恰反映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明朝的衰亡便是在他在位的晚期已成定局了，明朝的灭亡成了难以挽回的定势。

明神宗在位期间，即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明王朝逐渐衰弱时，整个世界却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至晚期，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社会进入了转型的剧变阶段，而明神宗不但没有能顺应这一阶段的变化而采取革新措施，反而推行专制强权政治，并懒政怠政，致使朝中党争加剧，东北女真崛起，终于把明王朝推向了绝境，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进程。

朱翊钧画像

那么，朱翊钧是如何继位的呢？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使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呢？第一，年少时即位，太后支持，权臣辅佐下推行万历新政

朱翊钧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他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皆早亡。朱翊钧是第三子，朱翊镠是第四子，翊钧、翊镠皆为李氏所生。朱翊钧诞生时没有人敢告知其祖父世宗嘉靖帝，因为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而，都不敢为朱翊钧取名，担心招来不测。（参看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十八日，明穆宗才赐名朱翊钧为“朱翊钧”，明穆宗对他的这位第三子说：“赐你名为钧，意指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深远，你当念念不忘。”（谈迁：《国榷》卷六五）

朱翊钧是当时在世中最年长的皇子，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身世卑微，后因朱翊钧为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晋升为贵妃。明穆宗对这位皇太子是比较宠爱的，也寄予厚望，他任命一些很有学识的大臣来教育太子，其中就有学识渊博的张居正。明穆宗还注意让太子了解治国经验，熟悉朝章典故，学习帝王权术。而朱翊钧的母亲李氏也对朱翊钧严格管教，而朱翊钧少时便很聪慧，也能刻苦学习，他五岁便能读书，算是从小就能勤奋学习，学识见解都不错的年少太子。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日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在寝宫东偏室，明穆宗躺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对他说出了临危托孤的一句话：“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随即，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宣读了穆宗给太子的遗诏： “诏予皇太子，朕不久于人世，汝继位为帝，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汝须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领旨受托，不舍掩泪而出。（参看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遵遗诏，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后，大学士高拱是首辅，他呈上五件重要新政，要求万历帝御门听政，亲自答复辅臣的奏请。并要求以后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坚决杜绝内批留中。高拱的本意是严格教导年少的皇帝，避免中官专政。不久，高拱还奏请夺去中官的司礼权，将之归于内阁。这是内阁辅政大臣想剥夺宦官的权力。高拱代表辅政大臣担忧宦官专权，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万历帝只有十岁，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两宫后妃也在辅佐着少年天子，高拱的举动很容易使李太后等的不满，怀疑其专权擅政。这为高拱后来被免职埋下了祸根。

朱翊钧即位不久，是一个很不错的年少天子，他坚持依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史，学习非常勤奋。他按照辅臣的建议，每日晨阳初升，便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稍息之后，又复席再读经典，至午饭再返回宫内。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听儒臣讲读。少年天子这一段时间的勤奋学习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是促成他亲政后的前十年能政绩显著的因素之一。

朱翊钧少年时（剧照）

第二，内阁争斗，太岳胜出，推行万历新政，利与害并存。

朱翊钧即位时很年轻，没有能力掌控朝局，而朝中权力的斗争便激烈地展开了，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争斗。

明穆宗临终前，让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内阁顾命大臣辅佐明神宗，所以，在朝政上，神宗是要依赖于三位顾命大臣的，而高拱是内阁首辅，又比较强势，他着力于抑制中官的权力，力图排挤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可是，冯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太监，他充分利用皇权更替之际，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全权执掌司礼监，同时，他又发挥他知书达礼、文艺才能突出的特点，博得了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当外庭高拱等辅臣强势对待年少的神宗帝时，神宗更需要宫中能得到冯保的支持。

如此一来，高拱与冯保的争斗便越来越激烈。内阁首辅高拱极力想除掉冯保，高拱曾授意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等弹劾冯保；而冯保也开始反击，他一方面博取少年天子的更大信任，并依靠李贵妃、陈皇后的力量，与高拱对抗，另一方面，冯保又暗中联手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秘密对付高拱。

张居正与高拱同时顾命大臣，表面上，张居正是与高拱站在一起的，是支持高拱的政见的，但是，背地里，张居正却与冯保关系非同一般，他秘密与冯保联手，其目的有二：一是取得冯保的支持，合力对付高拱，想以此来挤走高拱，以便让自己当时首辅大臣；二是通过冯保来博取李贵妃和陈皇后的信任，并借此与小皇帝更亲近。张居正的目的最终达到了。

张居正与冯保抓住了高拱狂妄自大的弱点，暗中商量好了置高拱于绝境的策略，张居正让冯保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报告了经过修改的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关键的话，高拱原来说：“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被改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参看《明史•卷305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冯保还向后宫两位主子说，高拱正筹谋拥立藩王，以取代神宗帝，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六月十六日早朝，李贵妃和陈皇后垂帘，“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斥责高拱擅权无君，而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将朝廷威福皆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专，不知意欲何为？两宫和皇帝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参看《明史•卷305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高拱忽然听到旨，面如死灰、大汗淋漓，伏地不起。张居正将他扶起来。之后，冯保又利用一男子王大臣穿上内侍服饰而潜入乾清宫恐吓神宗皇帝的事件，诬陷高拱，欲置高拱于死地，幸有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极力为高拱辩解，而张居正也帮着说好话，高拱才免遭处死，得以还乡闲居。

高拱身为内阁首辅，在神宗即位之后，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树敌太多，太过自信，缺乏对于政敌的警惕性，结果败在张居正和冯保的手下。他自认为已牢牢掌握着内阁大权，对年轻皇帝不尊重，对后宫不敬重，这便犯了顾命大臣的大忌。这让宫李贵妃和陈皇后感到不满、忌惮，被掌印太监冯保视为死敌，而且，高拱又没有能提防张居正对他的暗算，最后，后宫、太监和内阁大臣三方联手，把高拱这位内阁首辅扳倒了。

张居正与冯保（剧照）

在这一次重大事件中，张居正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依序升为内阁首辅，冯保也是获胜者，他消除了高拱对他的威胁，而两宫后妃也比较满意，消除了张扬跋扈的高拱。此次事件对万历皇帝的刺激很大，让他感到了朝局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掌权权力的重要性。史书记载曰：“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清]张廷玉等：《明史》卷 213《列传第一百一·张居正》）后来，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在他亲政后，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同上）

高拱被挤回家乡闲居，另一顾命大臣高仪惊恐万分，不久呕血三日而亡，自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成了内阁威权显赫的权臣，而且，张居正比高拱更有智谋，他虽然也是强势的首辅大臣，但他知道朝中的利害关系，他继续与冯保搞好关系，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张居正积极支持；张居正还着力博得李贵妃和陈皇后的信任，重大决策皆请示后宫，争取支持；同时，张居正开始尽心培养小皇帝，张居正专门为小皇帝编撰了《帝鉴图说》，教授小皇帝帝王权术。此外，张居正在政策主张上尽力取得神宗帝对他的支持，这让神宗帝对张居正很信任，不但朝中权力交给张居正，而且，他还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在明穆宗在世时，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大臣，而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几天之后，朱翊钧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与之共商国事，这在朝中引发热议，使廷臣看到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倚重，提高了张居正的威望。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之后，他所面临的是明朝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而小皇帝也颇有雄心，支持张居正着手解决各种难题，君臣两人志向一致，励精图治，推行新政。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李贵妃和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推行的章奏“考成法”，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治理措施，旨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各部各科，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曾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考成法”整顿吏治，提高办事效率，杜绝懒政现象，使官场风气大大改善。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施经济领域的改革，该法先是在福建试行，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向全国推广。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在全国展开“清丈田粮”的政策，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至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在全国实行。

张居正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加强对中央和各地官员政绩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明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此外，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复杂税制简单化，重新丈量土地，按田亩多少交税，清理土地，当时立即使清廷增了土地800余万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改变了以往国库空虚的状态，解决了军费拖欠的问题等，这些都表现出了万历新政的积极性方面，这使得本已日趋腐朽的大明王朝出现振兴状态，延绵了大王朝国祚。

李贵妃与冯保（剧照）

但是，“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弊端，潜伏下危机：

首先，“考成法”的制度措施的设计较为僵化，阻碍了官吏在办事时发挥积极性，逐级考核的最后权力集中于内阁，使下面各层官员很被动，不愿意配合上面积极做事，而且，对负责监察的都察院各级御史、言官的严厉考核大大限制了监察能力，造成首辅独裁机制的形成，因而，大臣非议张居正独权霸权。

此外，“考成法”所考核的主要针对赋税和治安方面，而各级官吏为了完成任务，经常强行收税，甚至将平民当盗贼抓捕，危害严重，使民怨日增。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条鞭法”旨在清查真实的土地数量，统一劳役赋税，实行“摊丁入地”的管理措施，而将劳役和赋税统一换算成银两，这等于是将赋税货币化。当劳役、赋税全部转换为银两之后，虽所收的赋税银保持不变，但是，遇到旱涝年景不同，粮价出现变化之后，比如农民歉收了，没钱缴纳赋税了，官吏强收，后果便很严重；反之，当农民增产了，但粮价下跌了，却不增收粮食，只收银两，农民等于是粮食多了而却没有好处。这即是歉收年景缴不起税，而丰收年景还要多缴粮，这让各级官吏很难办，而农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政策的好处，反而吃亏了。所以，“一条鞭法”在推行中受到了各阶层的抵制，最后只有内阁在坚持。

更有甚者，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帝虽改变了张居正的一些改革措施，但对于银两征收赋税的办法却没有改变，一直保留下来，而没有能解决其中所伴随的弊端，而张居正一死，内阁没有那么强势，官员借机盘剥，统治阶层与中下层官员及下层百姓的矛盾就加剧了，这成了明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一条鞭法”所伴随的弊端，其实成了明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能改正，反而是改“歪”了，这是他的重大失误。

万历皇帝画像

第三，亲政之后，主持“三大征”，辉煌战绩背后，潜伏着危机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而万历新政使当时的明王朝积累了一定的经济成果，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经济颓势，国库逐渐得到充实。神宗帝亲政之后，雄心更大了，他开始想干一些大事，想有大作为，想获得更大的政绩。其中，最典型的是“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是指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所主持而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由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从积极方面看，起到了巩固了明王朝疆土，维护明廷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的作用；但是，从消极方面看，神宗帝展开这三大战役，劳心伤财，掏空了国库，为明王朝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朝鲜之役发生于公元1592年，当时，丰臣秀吉掌握日本大权，他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是一个昏庸之主，他常年沉湎酒色，朝中政治腐败，在军事上弛于防备，朝军一遇日军来袭便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很快占领了王京，毁坟墓，劫王子，虏陪臣，剽掠府库；接着，日军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了七道，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急之中。

明朝时期的朝鲜

此情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由于援军兵力较少，军力较弱，加上对地形不熟，辽东游击史儒在抗敌中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突围逃出。

明廷得知明军援朝失败后，神宗皇帝决定增兵援朝，令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大军赴朝。次年正月，明军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得平壤大捷，此后，李如松又收复开城，扭转战局，接着，挥师进逼王京，但却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了日军的埋伏，损失惨重，李如松险些阵亡。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派兵断了日军的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对王京的攻击，退缩至釜山等地防守，并派使者与明军谈判。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极力主张和议，但因日本欲以大同江为界作为议和的条件，致使谈判破裂。

随后，日军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以指挥作战不力为由，将石星等于下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任命麻贵代替在与蒙古人作战中战死的李如松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各处兵马，以及吴淞水兵，进行大规模援朝。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兵马向日军进攻，麻贵率东路军，董一元率中路军，刘綎率西路军，陈璘率水军，从四面向釜山挺进，水军统领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追击由小西行长所统领的敌人最精锐部队。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因病逝，日军隐瞒了秀吉的死讯，但军中无斗志，日军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战败，但明军将领史儒和老将邓子龙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也战死。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明军此次援朝的战役，帮助朝鲜击败了日军占领朝鲜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使明军军威大振，但是，由于调动多省的部队，军队行程长，耗费军需巨大，财政支出很多，这使刚刚积累起来的明朝国库，是不小的损耗。

宁夏之役发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时，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明朝设该镇主要是为了防御蒙古族人的入侵。发动叛乱的主谋之一哱拜原本就是蒙古鞑靼人，明嘉靖年间，他因得罪酋长，父兄被杀，便投降明军，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万历十七年（1589年），哱拜被提为副总兵，致仕后，其子哱承恩袭位。万历十九年（1591年），火落赤等部进犯洮河，边疆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他率兵至金城等地，见各镇兵皆是原来的部下，且回兵时取路塞外，戎兵亦远远避开他，他野心膨胀，桀骜不驯，变得非常骄横，目空一切，对明军守边之将全然不放在眼里，还放纵儿子哱承恩强抢民女，其手下横行宁夏镇，专制跋扈，官民皆怕。

宁夏巡抚党馨虽知道哱拜是一员对付蒙古军的猛将，但对他的骄横跋扈实在难以容忍，于是，他想办法对其抑制，查到了他冒领军饷，欲将其处置。哱拜不想缩手就寝，便于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唆使军锋刘东旸叛乱，乘机杀了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了符印，并发帑释囚，并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张惟忠不从，自缢而死。

刘东旸参与哱拜的叛乱之后，自称总兵，而哱拜其实才是叛乱的主谋，哱承恩、许朝成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叛军占据宁夏镇，宰杀牲口明誓，之后，出兵攻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至平虏，未能攻下。叛军以献出花马池为诱饵，取得了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的相助，势力渐强，边疆震动。

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率军抵抗，明廷特调副麻贵驰援，率苍头军阻击套部蒙古军，斩获甚=颇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哱拜、哱拜的叛军失去蒙古军外援，城内又缺粮，内部开始分化。九月，刘东旸杀了土文秀，哱承恩杀了许朝，接着，周国柱又杀了刘东旸。叛军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围击哱拜，哱拜在府中自尽，哱承恩等被擒，叛乱全被平息。

宁夏之役虽成功平乱，表现出明军的强大，但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而边疆土地并没有扩大，反而让降将对明朝有提防之心。仗是打赢了，但边疆危机隐患并没有真正解除。

宁夏战役（画）

播州之役发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三地之间，地形险要，控制的区域很大，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着播州，但皆是顺从于朝廷，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被明廷任命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继任为播州宣慰司使。但是，杨应龙不像他的祖辈，他不愿顺从了。他专权于播州，骄横跋扈，作恶多端，逐渐想做大，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

明廷对杨应龙作乱一时没有应对之策，而杨应龙方面谎称愿意悔过，并交钱赎罪；另一方面，他却暗中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等处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民财、奸淫掳掠。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川巡抚谭希思设兵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等地，防备叛军；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叛军，但却出兵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以平叛不力，罢去江东之地巡抚之职，令郭子章代之，并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为总督，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同时，调来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有经验的边防将领，领兵南征。

播州示意图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在总督李化龙的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向播州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前云南副总兵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等天险，又打败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所统领的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其他各路军也进展顺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几路苗军迎战，被刘綎击败，刘綎乘势追击，占领了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的天险之地，与各路军形成合围之势。六月，刘綎攻破大城，杨应龙虽不险可守，他知大势已去，在府中与二位爱妾自缢而亡，其子杨朝栋等被擒，明军入城，平定了播州。之后，明廷将播州分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别归属于四川、贵州。杨应龙之乱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而且，杨氏统治播州历史长久，这次平乱有重要意义，但是，明廷的损失也不小。

总之，朱翊钧亲政之后，主持了朝鲜、宁夏、播州三次征战，史称“万历三大征”，击败了日军对朝鲜的入侵，平定哱拜等在宁夏的叛乱，平息了杨应龙在播州的叛乱，保证了朝鲜、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但是，这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消耗了巨大的军费，人力物力耗损严重，内帑和太仓库银消耗了不少，劳民伤财的状况严重，使刚刚有些经济复原的大明朝又变得拮据了，财政危机又出现了，无力支撑腐败的朝廷庞大的财政支出。

第四，萨尔浒战役，成明军由强转弱之转折点，明朝自此受清军威胁

萨尔浒战役发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二至三月间，这是明朝军队与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地区展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明军与后金在辽东的战事因为萨尔浒之战而局势变得明朗，后金占据主动，而明军转入了被动的防守之势。

明军总兵力约八万六千人，与盟友海西女真叶赫部军一万多人，加上朝鲜军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而后金方面，由于努尔哈赤东征西讨，除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兵力之外，明廷原来的抚顺、清河等也被他所攻占，掳走了不少人口，在萨尔浒开战前，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军队约有近十万，后金骁勇贯战者约有五、六万，而掳掠中国民兵亦有二、三万，总兵力至少有八九万。

萨尔浒战役（画）

努尔哈赤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后金集中兵力，应对明军的分兵围击。明军分四路进攻，但由于协调不力，难以抗击后金的强悍军力，开战五天之后，明军四路军中的三路便被后金军队击败，明军被歼约5万多人，大量军用物资被缴获。仅有李如柏率领的南路军因行动迟缓，见势头不对，迅速溃逃而幸免被歼。

杜松所率领明军主力出抚顺关东进，由于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利用杜松军因天色灰暗而点燃火炬之机，由暗击明，集矢而射，重挫明军，接着，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击溃杜军主力，明军在败逃中，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皆在战斗中阵亡。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十分不利，由马林率领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形成掎角之势。努尔哈赤率主力军队准备登上，以便居高临行攻击，而马林误以为后金兵力加起来不过二旗，便主动出击，努尔哈赤一见明军要进攻，便下令与明军决战，努尔哈赤与代善率兵攻击明军，双方混战，明军败退，进攻的明军被杀大半。接着，赶来援助的后金部队在东、南面夹击明军，明军抵挡不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大败而逃，后金军乘势追杀，击破潘宗颜部，明军北路军大部分被歼，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率数人逃脱。

刘綎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约定的赫图阿拉，但他却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战败，仍按原定计划向北挺进，努尔哈赤在击败马林军后，移师东进，迎击刘綎。努尔哈赤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请刘綎速进。刘綎不知是计，率兵速进，随即中了埋伏，最后，连刘綎都战死了，东路军被歼灭。

南路军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而当他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后金主力来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千0余人。此时，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见明军大势已去，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将其释放，并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示和。光海君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大败而告终，此次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清兴明亡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后金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明军主帅杨镐在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杜松与刘綎已死于战场，马林也于3个月后在开原战死，明军四路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言官弹劾，一年半后自杀。

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则由防御转为进攻，明朝在战后失去大部分辽东领土，山海关以外仅余少部份土地如锦州、宁远、杏山、塔山等地，明王朝自此无实力真正对抗后金军队。到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明王朝便宣告灭亡。所以，萨尔浒战役从军事上形成了明王朝败亡的基础。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第五，怠政严重，党争加剧，明朝败势已显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以功绩而自许，对于大臣们上呈奏章的批复，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同时，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越来越虚弱，加上朝中关于争立皇太子之事，出现了各派系势力的争斗，挡争愈演愈烈，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而朱翊钧对党争十分厌烦，因而，他索性长期不上朝。他处理政事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大臣们希望皇帝能“召对”,而神宗帝却喜欢是通过谕旨传递，他近三十年，很少上朝，却又能牢牢掌控着皇权，他是一位奇葩的帝王。

皇帝不上朝，让宦官有了专权的机会，而朝中官僚队伍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各派系互相倾轧，出现了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各派，而宦官也形成了“阉党”，以对付东林党等。党争无休无止，而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朝中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之后，福王至封地洛阳刚过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又发生了“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皇太子以为“必有主使”，而郑贵妃指天发誓，一再否认与她无关，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朝中大臣多年以来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生怕“梃击案”涉及到他，随即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将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处斩，草草了结案情。

皇帝不上朝，内阁出现了官位缺官，部阁缺员的现象，而在神宗帝亲政之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之后，太监张诚却独揽财权，掠夺钱财，并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将腐败推向了极端状况，民怨沸腾。

大臣对神宗帝不上朝颇有非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不如初，上奏称：“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清]张廷玉·《明史·谢杰传》）在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刚入内阁的廷臣竟不知皇帝的长相是怎样的，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内阁重臣对政事忧心如焚，无计可施，竟以量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曰：“中央部阁空虚，政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余载，从来接见大臣，天下将陆沉之忧。” （[清]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朱翊钧深居深宫，“万事不理”，但是，他又紧握权柄，控制着朝局，只是，从“萨尔浒战役”之后，辽东惨败和国事困扰使得长期酒色无节的朱翊钧终于扛不住了，他病重不起，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总之，自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之后，长期不上朝的神宗帝所统治的明王朝就已经没有宁日了，而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从军事上宣告了明王朝已进入败亡之势。加上之前“三大征”的劳民伤财、耗损国库，并有万历新政之后神宗帝的失误而留下的隐患，在经济上也宣告了明王朝时日不长了。而神宗帝的怠政揽权，朝中党争的加剧，更是从政治上宣告了明王朝不可救药。所以，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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