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宝宝起名,如何评价民国奇人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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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蓟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溶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

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古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

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

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皖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人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

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馗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馗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

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

会中宣布的宗旨是：

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

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

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

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

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日“遗民”。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尨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

“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

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

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

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

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

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

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

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

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

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

“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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