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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潘狗年宝宝怎么起名(为什么日本历史上那么多的幕府将军实权派)

发布于:2023-01-26 05:54:06 编辑:宝宝 来源:宝宝起名网 阅读:

这个问题下的所有回答都是从天皇没有实际权力和天皇在神道教里的现人神地位上来解释。但是我认为天皇没有实权不是他不被取代的原因,神道教的影响在近代神佛分离以前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天皇一方面按照神道教的观点是现人神,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还信佛,很多天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多还出家作了法皇。一个生活在神佛习和的古代日本的人,他要怎么从信仰的角度解释这些活着的时候就剃发出家,死了也葬在寺里等着往生佛国的天皇呢?如果这时候有人取代了天皇,这种自相矛盾的神道教信仰真的能够成为毫无实权的天皇的保护伞么?

(神護寺的后白河法皇像,这个造型的天皇如果想依靠神道教的信仰得到人民的保护恐怕不那么容易)

那么如果没有实权不是天皇被保留的原因,神道教在古代的影响也没有近代那么大,那么为什么天皇既没有被废除,天皇家族也没有被取代呢?我觉得还是只能从制度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首先我们知道天皇本来就是日本的众多兼具祭司与领主的家族之一,但是随着天皇朝廷在整个日本建立起霸权地位,他们就开始逐步打击其他和他们类似的祭司家族。通过引入佛教和把佛教与神道教调和起来,天皇家既保住了自己现人神的地位,又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竞争者。而随着天皇权威的扩大,他们进而通过遣唐使开始效法中国的制度树立自己的权威。

(跟内藤湖南的著作相比《内藤湖南演讲录》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强烈推荐)

日本的律令制几乎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唐代制度的照搬,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说他研究《唐格》的时候发现手里的文献有脱漏和缺字,于是就找来日本的《延喜格》,然后发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唐格》的脱漏和缺字几乎都可以从日本的《延喜格》里补上。

律令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唐一样,都是班田制。通过班田制日本废除了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私有,把所有的农民土地都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国家再向农民征收租庸调。租庸调构成律令制国家的财政收入,然后国家用这些钱来供养官吏,兴建公共工程,保证国家安全。正是通过建设律令制国家,天皇才真正作到了把过去占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的贵族,变成依赖于朝廷的权威和授予的官位的官僚。天皇才真正建立起自己在日本的绝对优势,但是反过来说天皇的权威也就几乎捆绑在律令制国家身上了。

班田制在中国都没能延续下去,在日本同样也不能。班田制衰退的结果就是国家掌握的公田和分给人民的口分田越来越少,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民无力负担国家的租庸调。即使在律令制早期,比较理想的年景里,口分田的产出即使不被征收也只能供应一个普通的农户一家60%的口粮。而随着班田制的衰退,课征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普通农民就更无以为继。国家试图以鼓励开垦新田的方式鼓励增加土地,但是遇到的困境其实和班田制崩溃时期的中国一样,都是最初作为鼓励开垦的《三世一身法》被《垦田永世私有法》所取代。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被集中到大领主手中。

(源氏的名门新田氏的发源地新田庄)

国家失去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就是制度崩溃,大规模的私有田地变成庄园,庄园主为了保证自己的田地管理权就以“年供”的方式去寻找庇护人,最初的天然庇护人是拥有巨大特权的寺院。按照朝廷的法度一品亲王和一位的大臣所能开垦的土地的面积是500町,而东大寺能够开垦的荒地面积是4000町,是一个一品亲王的八倍。于是大量土地都被实际开垦者“寄进”给大寺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奈良时代的寺院如此强势,拥有强大的僧兵势力。因为他们是日本最大的地主。

(掌握大片土地的寺院和他们领地上的僧兵一直是律令制国家的巨大麻烦)

但寺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镇护国家、护持佛法王法。但寺院并不能为国家提供实际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公共建筑和朝廷公务方面,很难指望寺院。比如说大内里重建这种事情上就很难指望东大寺这样的寺院来出钱。所以国家只能默许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势力也迎头赶上,那就是权门。在国家公共财政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寺院夺取了大片土地但却不能直接为国家服务,那么国家就默许了权门的兴起。权门的权威建立在国家授予的官位上,而他们与天皇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摄关政治时期他们作为天皇外戚的身份,保证了他们所获得的国家制度之外的收入,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于国家事务。

(寝殿造标本的东三条殿,不仅仅是权门的礼仪性宅邸,也取代了律令制的大内里成为天皇在权门政治时期居住地的模版)

律令制国家的涣散导致天皇逐渐从充满律令制色彩的大内里转移到更富于权门色彩的“里内里”。这个转变实际上就是天皇已经默许了律令制下掌管一切的专制君主式的天皇制度,被作为贵族首领的天皇新形象所取代。在这个时期天皇和摄关家其实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是天皇权威的基础律令制已经无以为继了,另一方面是摄关家要维持自己从那些托庇于自己门下的庄园所获的的收入又必须维持朝廷的存在和运作。于是双方就结为外戚的关系,天皇彷佛是摄关家的傀儡,但事实上摄关家必须出钱维持律令制的体制不至于崩溃。

权门政治兴起的基础一方面是律令制在经济上的失败,另一方面又是律令制在政治上的成功。所以自然没有废除天皇制的必要,因为天皇和官位以及律令制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权威是它的唯一价值。如果把天皇废除了那么权门的政治权威也就丧失了,而要重建这样的权威就必然导致把原本作为潜规则的非正式的经济体制的庄园制度变成公开的国家财政制度,那对权门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对其中某一个权门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改革无疑会损害其他权门的利益。所以还不如维持这种半公开的局面。

(权门政治持续了几百年,摄关家只是掌握政权的各种势力里的一个)

权门政治实际上维持了几百年,从天皇外戚的摄关家,到以让位的天皇作为天皇的父亲或者祖父的上皇所主持的院政,再到镰仓、室町两个幕府,其实都是权门政治的不同变体。而且它们之间实际上也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相反即使建立了幕府,日本的权门体制依然是多元的。

(会玩但不会治国的后白河院就掌握了“王家”的权力)

比如以天皇为首的仅仅作为律令制存在的象征的“朝廷”,以关白和五摄家为首的掌握着其实已经高度仪式化了的朝廷公务里的支配权的“摄关家”,以上皇或者法皇为首的掌握着作为权门之一的天皇家族的权力的“王家”,还有通过武装斗争而加入到权门体系之内的以将军为代表的“幕府”。他们其实是共同分享了以庄园为基础的新的土地所有制的经济收益。而他们的权威也都建立在以天皇为首的朝廷为象征的律令制国家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天皇,那么朝廷也就没有了,没有了朝廷那么摄关家、王家、幕府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作如此彻底的改革的结果其实只能对主导这种改革的权门一方有利。这种利益和改革本身的剧烈程度以及所需要的力量是不相符的。所以相比之下在既存的体制之内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反而更有性价比。这才是天皇制没有在镰仓和室町两个幕府统治时期被废除的根本原因。

(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分水岭般的大事)

天皇制的最大危机其实是在应仁之乱。应仁之乱彻底终结了日本的庄园制度,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是由具体的那个人主持的,而是因为庄园制度自己走到了陌路。在应仁之乱以前摄关家、院、平家、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的财政收入都来自庄园。但是应仁之乱以后在漫长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废除了整个旧有的土地所有制,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检地对整个日本的农民和土地建立了直接的统治。所以内藤湖南主张日本历史的真正分水岭是应仁之乱。如果日本在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彻底抛弃作为权门政治的外皮的律令制国家和天皇制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天皇却成功的熬过了战国,作为德川幕府供养的吉祥物生存到了明治维新。这当中的理由内藤湖南作过非常有趣的解释。其中很多都在其他回答里提到了,那就是首先天皇和朝廷原本的功能就是为权门政治充当吉祥物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第二是随着朝廷和公家失去收入和领地,他们依靠把自己的学问和爱好变成技术甚至是手艺的方法实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第三就是经过战国时期的苦日子,朝廷和公家的要求真的变得越来越低,摄关家的俸禄跟大名比简直不足一提。不过好在他们不用为此向幕府承担军役,所以生活水平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跟权门时代的摄关家或者王家相比那就完全是天壤之别了。

总结日本从平安时代依赖的整个历史上的天皇家的兴衰浮沉,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让他们得以“万世一系”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们在权门时期的利用价值,而次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这种利用价值所导致的客观上的“万世一系”所带来的威望和信仰方面、文化方面的价值。

你能接受同姓结婚吗?

《通志.氏族略》开篇写到“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同一个姓的男女之间不能结婚。

同姓不同婚始于我国西周时期,《魏书·高祖纪》载:“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因为在当时姓是一种族号,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同姓之人可能有着同一祖先,两人有着血缘关系,也就是一家人,所以姓是古人用来“别婚姻”,那为何在古时同姓之间不能结婚呢?

同性不能结婚,是因为过去人们活动范围比较小,有的人一辈子也没出过一道沟,一辈子也没迈出过一架山。而方圆一带都是沾亲带故,甚至一个居住区域内,都是一个家族的后代。同姓不能结婚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啦。

据《礼记.大传》记载,“同姓不婚”是最根本的礼法,对维系人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通典》一书和《白虎通.嫁娶》中,更是将“同姓结婚”视为兽行,“耻于禽兽同也”。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古人的观念里,同姓就是血亲,同姓结婚与至亲、嫡亲兄弟姐妹之间通婚都是有违伦理的行为。

可见,远在3000年前的中国,就知道了亲属结婚的弊端,对种族的繁衍和后代的素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在依然还有个别近亲属通婚的现实个例来看,其后代身体或智力不健康的概率要远远大于非亲属通婚的可能。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姓相亲,其生不蕃",意思是说同姓的人如果结亲,其子孙后代不会兴旺。这种说法,在古代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口流动性小,同族居住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是有定道理的,因为当时姓氏相同的人往往是近亲血缘关系按照生物学的规定。这种近亲结婚是会影响后代健康的,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人口基数倍增,而且流动性也大大增加。今天,在同姓人中遇到同族或血缘关系很近的人的概很小。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近亲结合不利于繁衍后代的质量。而同一姓氏,血缘相近的可能性就很大,一些地方至今沿袭着同姓不能通婚的习俗。为了人种质量延续,同姓不通婚,还是很科学的。我们的祖先虽然不知道染色体啦,基因什么的,但是,依然很智慧,知道保护一个家族的血脉有效传承。

历史话讲官

水浒传中没有一个好女人?

施耐庵确实对女性有非常大的偏见,包括梁山三员女将在内,《水浒传》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不仅如此,施耐庵还“规定”梁山好汉要打熬筋骨,抵御女色,几乎要打造一支“和尚部队”。

难道,施耐庵本身就是个和尚?还别说,《水浒传》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个得道高僧。

那么,这是不是《水浒传》歧视女性,对女性有偏见的原因呢?

金翠莲、潘金莲、潘巧云是一路货色

水浒读者普遍同情渭州城的金翠莲,认定鲁达打死一个屠户是行侠仗义的义举。其实,金翠莲与潘金莲、潘巧云是一路货色,她们身上都隐喻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秘史。

鲁达是在渭州城潘家酒楼遇到的金翠莲,这个细节中,便为后来出场的潘金莲、潘巧云的出场埋下了伏线。潘家酒楼的“潘”字,以及“金…莲”这两个字,引出了《水浒传》两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翠屏山),还有后来的“时迁火烧翠云楼”。

潘金莲、潘巧云所隐射的并非背叛张士诚的潘元明、潘元绍兄弟,施耐庵绝对不可能是张士诚的幕僚,《水浒传》与这个人没有半分钱的关系。“二潘”其实隐藏的是导致大明王朝“靖难之役”的起因,这个起因就是建文帝削藩。

“藩”字被削去草字头,不就是个“潘”字?《水浒传》“二潘”,隐喻的就是大明王朝的削藩与反削藩。朱棣因为反抗建文帝削藩,以靖难清君侧之名,发起了夺位之战。具体是怎么回事,敬请列位看官教正我其他文章中的解读。

那么,为何又要以金翠莲来引出大明王朝的“削藩”呢?

金翠莲为何要姓金,姓别的姓不行吗?若是单讲鲁达的行侠仗义,写“王翠兰”、“张翠莲”,抑或是其他什么翠莲也无不可。金翠莲之所以叫金翠莲,是因为他的父亲叫“金二”。这不是废话吗?老子姓什么,女儿当然得随父亲的姓了。

问题是,文本中,施耐庵把金翠莲的父亲叫做“金老”,而金老自我介绍时,却特别强调自己“排行第二”。有必要写这一笔吗?管他排行老几呢,反正就是个金老头。

其实,这个金老并不是一个老头,而是暗藏着金国的二王子斡离不,即灭掉辽国和北宋的完颜宗望。完颜宗望是完颜阿骨打的次之,此人在灭掉北宋之后就死掉了,将死之人,岂不是可以称“老”嘛?

鲁达曾经做过“关西五路廉访使”,这个官职就是“镇关西”的代名词,历史上是童贯“审关西五路事宜”,《水浒传》中真正的“镇关西”隐射的是童贯。而从后来“金二”与汴京“古邻”赵员外的关系来看,金翠莲故事所隐藏的历史,就是导致北宋迅速被“金二”灭掉的“宋金海上之盟”。

这是《水浒传》中一条重大的主线,与隐藏大明历史的线索,共同撑起了这部伟大的史诗级巨著。也就是说,“宋金海上之盟”导致了靖康之耻,大明王朝因“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

这两段历史,都给百姓带来了缧世之厄,就是《水浒传》中违背“天道循环”的妖魔。

施耐庵以女性隐喻痛苦的历史,难道他也难脱“红颜祸水”的窠臼,把历史责任,乃至亡国责任归罪于女性?

施耐庵因“杜迁”而歧视的女性

这样讲,是不是胡说八道呢?摸着天杜迁分明就是个梁山好汉,怎么就变成了女性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杜迁在梁山排座次的情况吧。

梁山聚齐一百单八将,忽然天降石碣,宋江等梁山好汉识读了石碣上的天书之后,发现杜迁上应“地妖星”,排在了“地魔星”宋万的后面。而在此前梁山多次的排位中,杜迁都是要排在宋万前面的。若以最终的星号来看,杜迁排在宋万前面,两个人就组成了“妖魔”。

而最终的大排名,杜迁之所以被排在了宋万的后面,一则表示梁山一百单八个妖魔已经完成“还道”,即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与金国人作战。而最重要的隐喻,则是:北宋因为“杜迁”,便不能一万年了。

为何是“杜迁”之后,北宋便不能一万年了呢?这件事情便又牵扯到女性了。

其实,“杜迁”隐喻的是赵匡胤、赵光义的母亲杜太后。这是一段历史迷案,涉及到北宋皇位传承中的“火并”,也就是“烛影斧声”之后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导致了北宋皇位传承世系的迁移,原本只有做王资格的人,便轮流做了皇帝,是为“王伦”。因为“王伦”,北宋就将改朝换代(晁盖),既然改朝换代,那还能保得住江山吗?所以,梁山的第四任寨主,便隐喻了断“宋江”山。

梁山总共有四任寨主,杜迁是第一任,王伦、晁盖、宋江都是因为“杜迁”而轮流做寨主的。“杜迁”背后所隐藏的就是杜太后,以及与杜太后有关的“金匮之盟”。

因而,《水浒传》中有名有姓的媒婆,都叫“王婆”。王婆一出场,几乎就没有好事。郓城王婆古道热肠,但也引发了宋江杀惜。宋江杀了阎婆惜,这才上了梁山,于是,“宋江”。

阳谷王婆则更不用说,她简直就是《水浒传》中最坏、最毒的人,没有之一。施耐庵为何如此深恨这个王婆,是因为老施“欲保四”,就是要保四王子朱棣。王婆引发了削藩,导致了四年靖难之役,就是《水浒传》中最大、最卑鄙的“妖魔”。

如此来看,施耐庵歧视女性,对女性有偏见,还真与他的身份有很多的关系,更于他的立场和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这也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隐藏的历史观。

那么,金翠莲所隐喻的“宋金海上之盟”,又与“杜迁”有什么关系呢?这其中的“王婆”又会是谁呢?

“王婆”再次把北宋王朝推向深渊

《水浒传》中有很多奇怪的写法,令人难以琢磨。其中,把宋江写成“宋三郎”就是一处。宋江明明是家中的老大,为何变成了“黑三郎”、“孝义黑三郎”了呢?

《水浒传》中凡是奇怪的写法,或者是错写、误写,都是施耐庵要隐藏真故事了。宋江以老大的身份做了“三郎”,说的是书中“二龙”之一,即宋真宗、宋徽宗(“二龙”还有别的隐喻)。

宋真宗是老三,无论排行还是北宋皇帝的顺序,他都是“宋三郎”。假如没有“王婆杜迁”,赵恒就只能做亲王,绝对做不了皇帝。宋真宗也是“王伦”之下的皇帝,因而,也涉及了“晁盖”、“宋江”。

宋徽宗原本是宋哲宗之后第三顺位皇位继承人,因为向太后说他“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力排众议,把这个亡国之君推上了皇位。因而,施耐庵要“黑三郎”。

北宋两个“三郎”都是“王婆”保送上位的,这两个“宋三郎”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其中就是疯狂崇道,试图借助神的力量灭掉外夷,稳固皇位。宋徽宗更是崇道到了极致,下“革佛诏”革佛,施耐庵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中,便抨击了这个“狗皇”——宋徽宗属狗。

因为“王婆”,北宋王朝再一次做了错误的选择,宋徽宗就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大罪人。

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采纳辽国汉人马植(赵良嗣)的“平辽策”,以马政为使,以买马为名,从登州取海道到达金国,签订了“宋金海上之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盟约就是加速北宋灭亡的亡国之约。宋徽宗就是把北宋王朝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而“王婆”则是北宋亡国,引发靖康之难的始作俑者。

这段历史,就是从金翠莲出场时开始伏线的,鲁智深禅杖的重量,就点明了金翠莲的出场就是在重和元年。至于施耐庵是怎样以禅杖的重量交代历史时间节点,也请关注我其他的文章。

《水浒传》中所有姓赵的,都是赵宋的官家,赵员外与金翠莲的结合,分明是娶了个外宅,金国人不就是“外宅”吗?“宋金海上之盟”的结果是幽州得而复失,而且,还赔了北宋一半的疆域。

这岂不就是“虚钱实契”、“强媒硬保”吗?金翠莲的“虚钱实契,强媒硬保”,其实就是杜太后、向太后这些“强媒”,以及“金匮之盟”这一纸“虚契”所导致的。

因此,施耐庵对女性有非常特殊的偏见。

梁山女将是女性学习的榜样

施耐庵对女性有偏见,亡国之祸以女性来隐喻,靖难之役也是以女性来隐藏。因而,《水浒传》中几乎就没有一个好女人。

梁山三员女将原本也是“妖魔”,无论是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她们都不是善类,这三员女将同样是龙虎山伏魔大殿中的妖魔。

但是,施耐庵却以“还道村”的故事,交代她们都“还道”了。还于正道,梁山三员女将便成为“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女英雄。如此,施耐庵难道因为梁山女将而改变了对女性的偏见吗?

梁山女将的“还道”,首先是从扈三娘开始的,宋江从还道村归来之后,发动了对祝家庄之战。这场战斗,其实写的是靖难之役的最后一战,打的是“孙立”的朱家庄。

“三打祝家庄”的故事隐喻极深,涉及到建文帝的生死之谜,施耐庵揭秘建文帝是被弓箭射杀了——究竟如何,还得要请列位看官关照我其他的文章。此后,还将写一篇扈三娘为何会嫁给王英。

梁山的三员女将在上山前何等威风,何等泼辣,何等豪杰,顾大嫂的豪迈仗义,孙二娘的阴毒杀戮,扈三娘的美貌善战,简直比好汉还要好汉。但是,施耐庵喜欢这样的女将吗?

上了梁山,扈三娘忘记了杀父之仇,按照杀父真正的黑手宋江的意愿,嫁给了一个矮脚虎。孙二娘心狠手辣,却在梁山毫无作为,顾大嫂则在火烧祝家庄之后,几乎也是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施耐庵树立的女性榜样,是个女人,就不要多说话,不要充好汉。更不要干预好汉们的事,她们没有发言权。

假如杜太后、向太后这些“王婆”们不多嘴多舌,搞“强媒硬保”,干预皇帝废立,“妖魔”又怎么会出世?

正因为此,施耐庵才在《水浒传》中写了梁山三女将。

说到底,施耐庵就是对女性有偏见。除了施耐庵的历史观而外,也与他本人的身份、经历有关——说白了,《水浒传》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个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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